“叫魂”——一个中国学者在汉语自主化进程中的英语“招魂术”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语言学百年，走的是从“照搬西方”到“摆脱印欧语束缚”的自主化之路：马建忠以《马氏文通》照搬拉丁语法，^[1]吕叔湘以“破”与“立”唤醒自觉，^[2]朱德熙明言“摆脱印欧语眼光”，^[3]沈家煊以“名动包含”彻底颠覆西方词类分立的基本预设。^[4][5]方向清晰：让汉语从印欧语语法框架中解放出来，从汉语自身的语言事实与认知传统中生长出自主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升为国家战略。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确立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标。^[6]2024 年，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确立了方法论。^[7]2026 年，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8]。

然而，在全国上下勠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际，却有学者在汉语研究领域，为西方语言学理论张目。本文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仁强的学术成果与实践为研究对象。王仁强系四川外国语大学词典学研究所前所长、荣誉所长，外国语言文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学科带头人，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访美期间师从美国语言学会前任会长 Joan Bybee 教授，领衔研发“量子词典”系统。这些头衔和成就，构成了一幅标准的“优秀学者”画像。但其学术成果和实践，却呈现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事实：其全部学术实践，本质上是在中国学术体系内部系统性地再生产西方理论的认知权威。他以“量子语言学”为旗帜，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为框架，以副校长、词典所所长、省级学科带头人等制度性权力为依托，在中国语言学挣脱印欧语束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进程中，试图将英美功能-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重新置于汉语研究的支配地位，以维持西方理论对现代汉语研究的话语主导权，延续西方学界对汉语研究的认知规定权，在学术根脉上消解中国语言学自主化的努力。本文认为，这一实践的核心方向与汉语语言学百年来自主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其以“叫魂”方式召回正在退场的西方理论，延续英美理论在汉语中的话语主导权。

本文以知网收录的王仁强 57 篇论文为文献计量分析基础，结合其公开学术讲座、报告及新闻报道等材料，从知识来源、操作机制、理论实质、制度基础与历史定位五个层面，系统考察其学术实践。分析框架按“来源-操作-包装-机制-定位”五层展开：第二节“魂从何来”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界定其学术实践的知识来源结构，考察其理论工具与知识资源的来源分布；第三节“魂归何处”论证其以“量子”名义进行术语替换、以英语标准“纠正”汉语、以学术批判为形式积累符号资本的三重操作机制；第四节“魂之伪装”揭示其“量子语言学”的术语替换性质，分析其学术表述与学术产出实际性质之间的结构性错位；第五节“魂之机制”分析其学术身份与学术权力的制度性关联，考察学术权力结构的运作方式及其代际传递效应；第六节“魂之悖论”讨论其学术方向与汉语自主化趋势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及其对理论影响力的限定作用。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身处中国大学、以西方理论为主要知识来源并兼任行政职务的中国学者，如何在中国学术体系内部获得认知权威，并通过何种操作机制与制度条件，系统性地再生产西方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话语主导权。

二、魂从何来：王仁强的学术渊源

要理解“叫魂”的实质，需首先追溯王仁强学术渊源的知识谱系与理论来源。分析一位学者的学术归属，一个有效路径是考察其理论工具与知识资源的来源。对知网收录的王仁强 57 篇论文的统计显示：词类/兼类标注实证研究 35 篇，语言学理论研究 6 篇（其中“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1 篇，“量子语言学”3 篇，区域国别学 1 篇），其余为短文、教改等文章。对其论文中使用的 15 个核心概念进行溯源，结果显示：引用 Saussure 26 篇，Croft 21 篇，Bybee 16 篇，Nicolescu 4 篇。^[1]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的相关性研究——兼评“简略原则”的效度》一文中引用了 Croft 10 次。^[2]上述数据表明，王仁强的理论资源几乎全部来自西方语言学传统，其学术谱系深植于西方功能-认知语言学。这意味着其研究的基本框架、核心范畴与评判标准均源自西方理论传统，而非汉语自身的语言事实与认知传统。这一知识来源结构，构成其后续学术实践的理论底色，也为其以西方标准审视汉语、以英语词典规范“纠正”汉语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基础。

进一步对王仁强文献的分析显示，其理论框架的核心构件——Saussure 的二分法、Croft 的表述功能与命题言语行为功能、Bybee 的使用基础理论、Nicolescu 的超学科方法论——均源自西方学术传统，无一来自中国。^[1]其“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在本质上是对上述西方学者既有概念的系统组合，构成一个针对词类问题的分析框架。^[2][3]就理论贡献而言，这属于概念合成，而非理论开创。

王仁强的学术谱系可追溯至 Joan Bybee——美国功能语言学派的核心人物。2011 年，王仁强在《中国外语》发表了对 Bybee 的邮件访谈，标题为《Usage-based Theory (UBT): A Milestone in American Functionalism——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an L. Bybee》。^[4]在该文中，王仁强将 Bybee 的理论定性为“里程碑”（Milestone），并以此作为其学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从学术评价的角度看，这一行为具有两层含义。其一，它确立了王仁强学术实践的理论根基——其“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核心构件（Bybee 的使用基础理论、Croft 的命题言语行为功能、Saussure 的 langue/parole 二分）均来自这一西方功能-认知语言学传统。其二，它揭示了王仁强学术合法性的获取方式：通过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对西方学者理论进行高度肯定性评价，将自身学术权威与西方理论权威相绑定，从而在中国学术体系内部获得认知权威的背书。这一模式，正是其学术实践在认识论层面依附于西方理论框架的典型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细读访谈原文可以发现，当王仁强以预设性提问“We can consider it as a milestone in American functionalism?”将“里程碑”的标签递向 Bybee 时，Bybee 本人的回应却较为审慎，并未对这一高度肯定性定性给予正面确认，而是给出了更为克制、中性的表述。^[5]这一细节表明，王仁强对 Bybee 理论的“里程碑”定性，更多是其单方面的学术评价行为，而非双方共识。尽管如此，这一评价行为本身已足以说明：王仁强的学术合法性建构，高度依赖于对西方理论权威的引介与肯定，其学术实践的方向，也因此从一开始便与汉语自主化的理论追求相背离。

三、魂归何处：为英美“叫魂”的三重操作

（一）以“量子”之名，行“西学东输”之实

2022 年起，王仁强以“量子语言学”为旗帜，在中国学术期刊和高校讲座中反复宣扬一场“论战”——“牛顿思维 vs 量子思维”。从表面看，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对西方主流语言学范式（“牛顿式科学主义”）的批判。从实质看，这是美国功能-认知语言学派在华学子，在西方知识传统的内部分支中为自己导师的学派站台^[1]。

“牛顿思维”来自西方，“量子思维”也来自西方。王仁强批判的“科学主义”定义来自 Hayek（奥地利-英国）^[2]。这场论战本质上属于西方知识传统内部的分支之争；王仁强的相关论述，是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对这一内部论争的引介与复述。

但他将这场英美语言学内部的学派之争，包装成了“中国自主创新”。川外与科大讯飞签约“量子词典”时，新闻稿将王仁强的理论称为“中国原创语言理论”。^[3]然而，该理论的全部核心概念均来自西方知识传统。一个完全源自西方的概念体系，贴上“中国原创”标签后在中国传播，其客观效果是在中国学术体系内部再生产西方理论的认知权威，而非推动中国语言学的自主创新。这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西学为体，中皮包装”。

（二）以“校对”之名，行“英语标准”之实

纵观王仁强二十几年学术实践的核心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用英语词典的兼类标注规范作为“正常标准”，来衡量和“纠正”汉语词典。

他的核心“发现”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 版）的兼类标注比例仅 5.29%，而《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为 10.48%——据此，他判定汉语词典“标少了”，《现汉》出现词类标注与配例“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其逻辑链条是：英语词典是“科学的”，《现汉》是“不科学的”；《现汉》“不科学”，是因为没有完全按英语理论标注；因此应当标注更多兼类词，让汉语词典“更像英语词典”，才是科学的，正确的。^[1][2]这个“标少了”的判断，预设了英语标准是“正常”的。但若汉语本不适合用“名词/动词/形容词”这套亚里士多德式分类强制标签每一个词，那么“兼类比例偏低”便不是问题，而是特征——用刀叉的标准评价筷子，工具不对，标准不对，得出的“问题”从来不是真问题。

科学与否，不取决于是否套用英语的范畴框架，而取决于论证是否与对象相适应。汉语词典以释义为中心、词类标注服务于释义，自有其学术逻辑；将其判为“不科学”，实质是将西方语法学的范畴论标准凌驾于汉语词典学的释义论传统之上。用英语的尺子丈量汉语，再判定汉语“不合规格”——这不是学术研究，而是以“校对”之名，行“英语标准”之实。

（三）以学术批判为名的越界行为与制度性效果

王仁强系列论文中批评的对象——吕叔湘^[3]、朱德熙^[4][5][6][7]、沈家煊^[8][9]、郭锐^{[10][11][12][13][14]}等——均为中国汉语语言学界的代表性学者。吕叔湘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首任会长；朱德熙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沈家煊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长；郭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这些学者长期致力于“摆脱印欧语眼光”，构建汉语自身的语法体系。而批评他们的王仁强，学术训练背景为英语词典学方向，全部学术工具源自英美功能-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理论研究的学科距离客观存在。

王仁强的这套操作，在客观上构成了以学术批判为形式的越界行为与制度性效果。从实际效果看，他瞄准的是汉语语言学最前沿、最热点的自主理论议题，通过看似与之“对话”“交锋”的方式，在客观上形成了自己置身汉语言学术主流的表象。然而，这类“批判”文章在汉语学界的公开讨论中鲜见回应与引用。这并非偶然：王仁强的学术训练背景为英语词典学方向，全部学术工具源自英美功能-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理论研究的学科距离客观存在。他以西方工具来“批判”中国本土学者，本身就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之内。其性质并非学术对话，而是一种以学术批判为形式的自我合法化实践——从实际效果看，其功能是在学术评价体系内完成学术合法性的建构与符号资本的积累，而非推进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实质性对话。

四、魂之伪装：“量子”外衣下的学术空心

王仁强的学术训练背景集中于词典数据库建设与实证研究，但其学术表述则试图将自身定位为理论创新者。这一自我定位与其学术产出的实际性质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

国际学界真正的量子语言学研究——以牛津大学 Bob Coecke 团队为代表——运用范畴论、线性代数、Lambek 前群语法等数学工具，在量子计算框架内进行语义向量的组合运算，其论文以严谨的数学推导为基础。而王仁强迄今 57 篇论文中，未见任何实质性的数学论证。其与学生 2026 年 5 月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从大语言模型到量子语言观》一文^[1]，虽出现一行形似公式的表达式，但既无推导过程，也无计算验证，在学术论证层面缺乏可检验性，仅具有形式上的符号装饰效果。

在概念层面，王仁强将“兼类”改称“波粒二象性”，将“多义”改称“叠加态”，将“语境消歧”改称“量子坍缩”——这一操作属于术语替换而非理论创新，未带来任何解释力增量。其性质并非“量子语言学”，而是一种以物理学概念为修辞资源、对普通语言学常识进行术语包装的“隐喻性借用”。

从学术史定位看，这一“隐喻性借用”在国际学界晚于 Coecke 团队约 12 年，在国内则晚于徐盛桓、彭宣维等学者。王仁强既非该领域的开创者，亦非最早的引介者——其实际角色，是在西方量子语言学的后续影响中，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校内，对“量子”标签进行最积极、最公开的学术推行者。

就其学术操作的实际性质而言，王仁强所做的并非“量子语言学”的理论建构，而是将词典数据库的实证材料以量子物理术语进行重新命名，将“兼类”这一普通语言学概念以“波粒二象性”“叠加态”“坍缩”等术语进行包装，并在学术传播中将其表述为新理论的发明。其实证数据具有真实性，理论框架则来自西方既有概念，术语包装则具有修辞性效果——概念替换之后，理论内核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王仁强的“量子语言学”，在学理层面呈现出明显的空心化特征：其“理论”缺乏数学论证，其“创新”系术语替换，其“框架”为概念合成。其学术实践的性质，应界定为“量子语言学”名义下的术语替换与概念借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开创。

五、魂之机制：学术身份、权力与合法性的制度性耦合

（一）学术身份与学术权力的制度性耦合

王仁强的学术实践之所以能够产生实质性影响，其关键不在于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而在于其掌握的制度性权力。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二级教授——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构成一个集资源分配权、学术评价权和人才培养权于一体的学术权力结构。

这一权力结构的运作特征，在其指导的学生论文中有所体现。从所考察的文献来看，王仁强指导的学生论文均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为唯一理论框架，未见对理论前提本身的讨论，其研究设计主要呈现为对已有结论的验证。其学生对导师文献的引用率较高，部分论文的参考文献中，王仁强发表的论文占比突出，个别论文的 9 篇参考文献中有 7 篇为王仁强所发表。^[1]从论文呈现的特征来看，学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定一个词条、按既定流程完成语料库调查、得出与导师理论一致的结论。在这一培养模式中，学生对中国本土汉语语言学资源的接触相对有限，对支配其研究的理论前提进行反思与质疑的空间亦较为不足。

这一培养模式的客观效果，是产出西方语言学范式的验证者，而非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一个在外语类高校拥有制度性权力的学者，以西方的逻辑、方法、概念研究汉语语言现象，得出验证西方理论正确的结论，再以中文在中国期刊上向中国学生传播——这一实践模式的客观效果是：在中国学术体系内部，系统性地、制度化地、代际传递地再生产西方理论的认知权威。

这一现象的产生具有制度性根源。王仁强的学术地位，是依托四川外国语大学校内外资源持续投入的结果——从普通教师到副校长，从讲师到二级教授，从川外学生到博士生导师。当学者的学术地位主要依赖制度资源的积累而非学术共同体的公认，当其学术权力足以影响学生的学术前途、团队的资源分配、课题的申报路径乃至他人的学术发展空间时，学术权力结构便可能形成一种非正式的运行规则。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学术”为纽带、在川外内部自我强化且相对闭合的学术权力网络，呈现出学术圈层化的运行特征。

（二）英语中心主义视野下的学术合法性建构

王仁强对沈家煊“名动包含”理论的批评，是观察其学术实践逻辑的典型样本。他以英、俄、法、意四种语言的实证研究为论据，在四篇论文中逐字重复同一句判词——“沈家煊先生错把认识论当成本体论，将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相混淆，犯了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性谬误’”。^[1][2][3][4]这一批评以英语理论为框架、以英语工具为方法，以其他外语为论据，对一位中国汉语学者对汉语的理论建构进行系统性质疑。尽管“名动包含”在汉语语言学界存在争议，但王仁强用以支撑这一批评的全部理论工具——Croft 的标记模式、Bybee 的使用基础理论、Whitehead 的“错置具体性谬误”——均来自西方学术传统。而王仁强本人，却从不质疑名动分立与兼类现象的存在，反将否认兼类者视为需要解释的“异常”，称其“为了符合经典逻辑而削足适履”“挥动奥卡姆剃刀”^[5][6]。

然而，他批评沈家煊“错把认识论当成本体论”所依据的逻辑，恰恰正是他自己所批判的那种逻辑——同样的批评，完全可以回旋到他自己头上。因为王仁强用英语框架衡量汉语，犯的是同样的错误，甚至更严重：他把源自西方的认识论框架，当成了衡量一切语言的本体论标准。这一逻辑悖论，构成其学术实践在方法论层面的根本性问题：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前提，对中国语言学的自主理论建构进行否定性评价，其论证的有效性本身即依赖于一个未经检验的预设——西方语法学的范畴框架具有跨语言的普遍适用性。

更根本的悖论在于：一个英语词典学方向的学者，以一套与汉语理论传统关联甚微的西方工具，对汉语学界的理论建构进行否定性评价——其性质并非学术对话，而是一种以学术批判为形式的制度性越界行为。其效果是在学术评价体系内积累符号资本，而非推进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实质性对话。

（三）学术合法性的依附性来源

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学科带头人、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这些学术体制内的位置，构成了其学术权威的制度性基础。然而，其学术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并非上述制度身份本身，而是对西方理论权威的引介与传播。其“权威”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源于此；而这，正是其全部学术合法性的来源。正因如此，他才有了对汉语学界展开“批判”的学术底气——一种以西方理论权威为依托的认知权威建构方式。

在这一认知权威建构模式中，王仁强以“英语理论”权威自居，其学术写作中呈现出较高的文献自引率，对中国汉语学者的学术判断则以否定性评价为主^[7]。这一写作方式，在客观上构成了以西方理论为资源、以中国学术体制为平台、以汉语学界为对象的学术合法性建构实践，其核心特征是对西方理论权威的依附性认知，而非基于汉语自身语言事实的自主理论建构。

（四）学术实践的运作逻辑与制度性功能异化

王仁强的学术实践，在制度层面呈现出一种值得分析的运作逻辑：其学术产出高度依赖西方理论资源，却在学术评价体系内以“批判中国本土学者”的姿态获取学术合法性。这一逻辑的核心，并非学术观点的实质性交锋，而是学术符号资本的策略性积累。

这一运作模式之所以成立，与四川外国语大学学术评价体系的制度性特征密切相关。该校现行科研与职称考核文件（川外发〔2022〕118 号、119 号，川外发〔2024〕21 号等）以论文所载期刊级别、成果载体级别作为主要量化依据；而该校 2022 年印发的评价改革意见虽已明文提出破除“唯论文”，上述以载体级别计分的办法却并未同步修订。政策文件之间尚且存在如此落差，执行层面更是可想而知。^[1]在此制度安排下，考核所问的是发表于何种级别的期刊，而非研究是否指向真问题——研究是否指向真问题，不易进入考核视野。^[2]王仁强的学术实践，正是利用这一制度缝隙——以英语词典学为学科外衣，以“跨学科”为方法旗号，在汉语学界的边缘地带完成学术符号资本的积累。

在方法论层面，这一实践呈现出明显的逻辑悖论：以西方语法学框架衡量汉语，却指责汉语学界“削足适履”；以借用的西方理论为批判工具，却宣称自己“代表中国”学术立场。这一悖论的核心在于，其论证的有效性依赖于一个未经检验的预设——西方语法学的范畴框架具有跨语言的普遍适用性。然而，这一预设本身正是其批评对象所质疑的。

从学术训练背景看，王仁强先后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完成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硕博学习，学术训练集中于英语词典学方向。他以英语理论体系为分析工具，对汉语语言学者的学术判断作出否定性评价——这一行为并非同一学术话语体系内的理论对话，而是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前提，对汉语语言学自主理论建构的系统性质疑。其客观效果是在中国学术体系内部再生产西方理论的认知权威，而非推进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实质性对话。

以西方理论为资源，以中国学术体制为平台，以汉语学界为对象——这一学术实践的性质，并非学术对话，而是一种以学术批判为形式、在客观上服务于学术合法性建构的行为。其客观效果是：在中国学术场域内完成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学术合法性建构，并在学术评价体系内形成符号资本的积累，而非推进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实质性对话。

六、魂之悖论：一场注定失败的“叫魂”

王仁强的“叫魂”注定是一场徒劳——其学术实践的核心方向与汉语语言学百年来自主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

汉语词类研究的百年脉络，是一条从“照搬西方”走向“摆脱印欧语束缚”的自主化之路，中国语言学始终以从汉语自身语言事实与认知传统中生长出自主理论体系为方向。而王仁强的学术路径则与此相反：以西方理论为分析工具，以英语词典为规范标准，以“让汉语更像英语”为修正目标。这一路径与中国语言学从依附走向自主的百年趋势形成结构性错位——以西方工具批判本土学术，以英语标准“纠正”汉语研究，以“量子”术语包装理论空心。

其学术立场与汉语语言学自主化的历史趋势构成结构性错位——其所辩护的理论范式正在退场。然而，中国语言学已不再需要以西方理论来确立自身合法性。汉语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未来。

结语：拜错了庙，叫错了魂，守错了位

本文的分析表明，王仁强的学术实践可从三个维度加以总结：

“拜错了庙”——理论来源的依附性。其理论工具与理论信仰全部来自西方语言学传统，核心构件无一源自中国学术传统。其学术合法性的来源，并非基于汉语自身语言事实的自主理论建构，而是对西方理论权威的引介与依附。

“叫错了魂”——学术方向的历史错位。其以西方理论为分析工具、以英语词典为规范标准、以“让汉语更像英语”为修正目标，与中国语言学百年来自主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形成结构性错位。其实质是为一个正在退场的理论范式辩护。

“守错了位”——学术合法性的制度性建构。其学术产出的实际性质，是以西方理论为资源、以中国学术体制为平台、以汉语学界为对象，在学术评价体系内完成符号资本的积累与认知权威的巩固。其功能在于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学术合法性建构，而非推进学术对话。

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理论来源的依附性（拜错了庙）决定了学术方向的历史错位（叫错了魂），而学术方向的历史错位又通过制度性建构得以固化（守错了位）。

那些在汉语自主化进程中为西方理论“叫魂”的学术实践，终将发现符咒早已失效。而汉语，正从印欧语的阴影中走出，重回自己的轨道，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漢明戰略研究院立场；文责由作者自负。
定稿于 2026 年 9 月 20 日